专栏寄语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市场化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我国大宗商品需求规模持续增长，目前已成为全球大豆、金属、原油、铁矿石等大宗商品最大的进口国和消费国。但与庞大的贸易规模相比，我国在国际市场的价格影响力相对有限，“买什么，什么贵”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产业升级和可持续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讲话中表示，“要建设国际金融资产交易平台，提升重要大宗商品的价格影响力，更好服务和引领实体经济发展”。可以说，在我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型发展中，提高定价影响力和议价能力尤为关键。实践表明，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宗旨的我国期货市场可以成为全球大宗商品定价平台，为实体企业提供定价和避险工具，提高我国钢铁行业定价影响力。应充分发挥期货市场“主场优势”，利用人民币计价的期货来定价，进一步改善以境外指数为主导的现有定价机制，提高中国价格在国际铁矿石贸易中的影响力。
如何看待期货市场功能？对钢铁产业而言，期货市场“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近年来随着螺纹钢、铁矿石、“双焦”（炼焦煤、焦炭）期货市场平稳运行、功能有效发挥，人民币计价的期货价格在国内外的影响力逐步提升，越来越多的钢铁、煤焦企业参与期货交易。据不完全统计，2018年来每年有超过1000万吨的铁矿石贸易采用了基差点价；2019年8月份，国内钢铁企业与巴西淡水河谷开展铁矿石基差贸易，境外矿山企业划时代地用中国期货价格来卖矿。“陌生”的是，与油脂油料、有色金属等产业相比，我国钢铁产业参与期货的程度还有提升空间。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今日起，本报推出《铁矿石国际定价中心建设》专栏，介绍国内外油脂油料、能源、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等商品定价模式的发展变化，梳理从现货定价到期货定价的历史原因、演变规律和期现结合案例，或可为当前的钢铁行业转型升级、贸易定价和对冲风险提供视角和参考，敬请关注。
从历史看，全球铁矿石定价机制经历了一系列演变。二战后，矿山和进口国开始签订10年~20年的长期合同；1975年后，铁矿石定价周期缩短至1年，即年度谈判定价机制；2010年后，全球金融危机加速了钢铁、金融等市场重新洗牌，铁矿石长协定价机制被打破，改由境外普氏指数定价，目前全球每年超过80%的铁矿石以普氏指数定价。该指数是由普氏能源资讯发布，以62%品位铁矿石为基准、以美元计价，其制定依据为参与现货交易的部分矿山、钢厂、贸易商等对当日铁矿石的估值。自诞生以来，普氏指数能否反映真实供需双方关系一直饱受业内质疑。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依托全球最大的铁矿石贸易规模的地缘优势，大商所于2013年10月份上市了铁矿石期货，多年来持续贴近产业习惯、完善合约规则制度，目前铁矿石期货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唯一采取实物交割的铁矿石衍生品，市场规模、影响力等逐步彰显。与现有的普氏指数定价相比，用我国铁矿石期货定价更符合原油、金属、油脂油料等国际大宗商品贸易趋势，对维护我国钢铁行业利益、服务国家战略具有重要的意义。
为鼓励相关产业企业尝试和利用基差贸易模式，2017年起，大商所在黑色品种推出基差贸易试点。至2019年，累计有30家煤焦钢企业参与20个铁矿石、焦煤和焦炭基差贸易试点。目前，河钢、鞍钢、山钢莱钢等钢厂和嘉吉、热联中邦等贸易企业均参与了铁矿石基差贸易。其中，2019年，淡水河谷与河钢国贸、山钢莱钢永锋开展了铁矿石基差贸易，标志着全球最大铁矿石生产商开始利用我国铁矿石期货价格作为参考进行贸易定价，也是境外矿山首次利用期货价格开展基差贸易，对于在全球铁矿石市场中推广基差贸易、优化定价机制和提高中国价格影响力具有里程碑式意义。
相关市场人士介绍，相较于传统贸易模式，基差贸易中采用的期货价格更为公平、公正、公开和透明。以大量产业企业和投资者公开交易形成的期货价格作为基准，同时结合对商品在产地和质量方面的考虑调整升贴水，很好地利用了市场的定价机制，使得买卖双方拥有平等的地位。同时，基差贸易具有灵活、个性化的特点，为每个具有不同经营特点、生产规模、地理位置和风险承受能力的钢铁企业提供定制化的风险管理服务。可以说，基差贸易的推广对钢厂保供来说十分必要，企业可以通过基差贸易更便利、灵活地执行现货采购计划，也可以利用对期现市场基差的预判，更加有效地降低采购成本。 
